关于“XX（诸如理论/心理/神经/计算...）语言学的应用价值和作用”的意义类问答其实都是见仁见智，个人不觉得会有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完美回答。哪怕是现在修的被普遍认为最贴近工业界的“计算语言学”，关注的其实都是从语言现象本身出发，试图从计算模拟和计量统计等角度提出新研究方法和解决方案，跟自然语言处理NLP或者人工智能AI都有所差别。上世纪80/90年代，国内曾经流行过一阵文化语言学热和社会语言学热，似乎所有语文现象都能从语言外部得到解释。社会语言学跟社会学或者理论语言学相比，也只是关注语言“变异/变化”现象中的“社会”因素：性别，年龄，族群，社会环境等。理论语言学（狭义上的语言学）本质上关注的是语言内部结构的组合规律，主要以句法为核心，进而探究特定语言的音系格局和语义特征。所以一般做语言学的田野调查顺序大致是：语音音系——形态句法——句法语义。
之前在中文系硕士班有一位很早在北美获得博士学位，后来90年代回国从事社会语言学教学研究的老师。他算是国内最早一批专业社会语言学家。后来他参与组建了国内第一个社会语言学实验室。我们硕士班有一门必修的课就是汉语社会语言学，而这位老师主攻语音学，也就是从社会背景/地域特征/人口代际等角度研究某地/多地的语音变化/变异特征。
在这个背景下研究较多的有吴语和粤语。之所以吴语和粤语受到社会语言学家的关注，一是吴语区和粤语区在方言学或者历史语音学领域的研究较多，描写成果较丰富；二是跟国内其他汉语方言区相比，吴语区（江浙沪）和粤语区（粤港澳）基本上都是经济发展较好且人口流动性较强的地区，且有些片区大多存在新派和老派两种语音语调格局，比如新派吴语（上海）和老派吴语（苏州）。
同时，一些多民族/多语族交汇的地方，会有语言接触现象（language contact）。不同语言/方言相互接触融合的情况下，一是对原有的语言产生影响，二是会产生新的词汇和语音语调，甚至是相对来说的句法结构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一种语言的句法结构和语义表征相对而言是十分稳固的，变化最慢的部分。而语音语调/音系格局/词汇特征是相对容易受到影响的，且变化较快的（关于“变化/变异”的理论差异先不提，有兴趣自行检索即可）。比较来看，同样是研究语音/音系，理论语言学家关注的（某一种/几种）语言内部微观的稳定的不受语境制约的结构特征，而社会语言学家则关注的是外部宏观的变化的受到具体条件影响的语言现状和原因分析。所以，一个群体/地域的语言整体样貌给社会学学者或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新的关注点。
同样是研究粤语，方言学者关注的可能是某地的方言音系格局跟广州粤语之间的差异，社会语言学关注的可能是该地语音变化跟其他地方的区别，抑或是该地老中青三代的代际差异/男性女性发音差异等等。跟方言学的调查描写不同，社会语言学更注重数据的统计处理和展示。这也是国内社会语言学研究较成熟的课题。
而在港澳台以及新马泰这种多族群社会，更多的社会语言学课题则是双语/多语现象（bilingual or multilingual）以及语码转换（code switching）现象。以香港“两文三语”[1]（书面语：繁体中文/英文，口语：粤语/英语/普通话）和澳门“三文四语”[2]（书面语：葡文/繁体中文/英文，口语：粤语/英语/葡语/普通话），台湾的多元语言政策为例。
在香港，英文是十分重要的行政语言和商业语言，但是看立法会议员的发言，大多数都是粤语。此外，中文在香港是十分敏感的话题，学校怎么教，学生怎么学，都需要通过立法会的决议[3]。
在澳门，特区政府每年要花费大量费用在葡语上，哪怕现今连澳门土生葡人的葡语使用率也不算高[4]。
在台湾，从不同时期的“国语运动”到之后1988年的“还我母语”运动，语言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议题：
1988年后，政府開始推廣弱勢語言，包括臺灣原住民語言以及官話以外之臺灣漢語（臺灣閩南語、臺灣客家語），具體措施包括立法奠定語言平等法案、在學校教授傳承語（heritage languages），意即本土語言、原住民族語、新住民之東南亞語言等。[5]
在新加坡则更特殊，新加坡的语言政策，系以下列几点为主轴：[6]，
1.华语、英语、马来语及淡米尔语四种官方语言并存；
2.坚持双语政策，英语为各民族学生必须学习的共同语言；
3.英语为工作语言，并具有国语的实际地位（de facto national language）；
4.各族学生均需学习母语，做为保留传统文化的媒介。
因此，语言政策和语言管理在一些地区是十分敏感且重要的议题，因为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最近国内也有相关的敏感事件，这里不便提及了）。
所以，通过以上地区的语言政策相关的话题再反观社会语言学，是否会觉得语言与社会的联系如此密切。不论是生活中使用的方言口语和标准书面语，还有需要统一标准的盲文和手语，都离不开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小到个人的语言交际和使用（跟家人使用方言还是普通话，面对陌生外地人问路使用本地话还是普通话），一个家庭的语言规划和语言使用（在家说方言还是普通话或者是英语），大到一地的语言景观（地标/广告牌等），一个社会的语言政策（书面语和口语），更不提被千万本科生写进毕业论文的所谓的流行语或网络用语，都是宏观社会背景里的具体语言生活。如果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么可以说有语言的地方（可能）就有社会语言学。
尽管社会语言学如此重要，但跟个人的研究兴趣是截然相反的研究路数，所以对社会语言学仅限于应付课程的需要。
其实个人觉得，现在在人文社科领域，随着新技术的使用以及计算能力显著提升，不少课题在未来或许会有新进展，说不定将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假设结合实验社会语言学的统计能力，再加上计算建模，新的计算社会语言学会有更强大的整合能力和实际价值。因为，社会语言学始终关注的是群体的语言，现实的语言，生活的语言。社会与语言的关系，说到底是人和语言关系的拓展。一方面希望对此有兴趣的同好，或有志于学习社会语言学的同学学习经典的社会学/语言学理论，并结合国情提出新的社会语言学理论；另一方面也要结合新技术研究新课题，或许这样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才会更丰富多彩，以后就少有人在知乎苦死社会语言学的应用价值和作用了吧
以上
Keno K. Tang
Dec. 26, 2020
Ham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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