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时期，得益于亚欧新航路的开辟，大量的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以及意大利等外国人为了谋求自身经济或政治上的利益不断往中国内地输入，据相关资料统计，明朝正嘉（正德、嘉庆）年间仅宁波一地的葡萄牙人就曾高达1200人之多。当然，在这其中也包含了那些奉欧洲教皇之命到中国开辟“新大陆”的虔诚的传教士们，如明朝末年来华的利玛窦先生和汤若望先生以及康熙年间曾叱咤钦天监的南怀仁先生等等。
矛盾伊始：“西学”对封建统治秩序的刺激在上一篇文章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学术：谈谈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策略当中笔者已经讲到，为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环境下顺利完成教皇所赋予的使命，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们采取了“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学术”的传教策略。而所谓的“学术”从某种意义上则代表了17世纪西方超前的科学技术（以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和较为开放的文化思想，这对于正处于高度君主专制主义下的封建统治秩序而言无疑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刺激。因此，在这些新思想、新技术还未完全被当时的清朝统治阶层接受和认可之前，必定会受到来自于部分顽固派和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发生于明末清初时期的一场中西“历法之争”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场“历法之争”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又引发了轰动一时的清代“钦天监教案”，作为本案的主角人物，传教士汤若望也因此身陷险境。
“历法之争”：一场科学与“神学”之间的较量自汉武帝时期以来，“天人合一”便成为了历朝历代最高决策者所强调的基本统治思想，所谓“奉天承运”便是该思想的最直观体现，除此以外，为了将“帝王受命于天”的思想彰显得更加神圣化，统治者往往还会将“天意”与“人事”进行刻意融合，以便更深一层次地维护原有的统治秩序。而作为“天意”与“人事”之间的桥梁，“历书”也就成为了统治者受命于天的重要凭证。因此，各朝对于“历书”都表现得尤为重视。
以明代为例，明朝时期所实行的“大统历”是在元朝“授时历”的基础上编制的，初期这种历法还能够满足当时帝国运转的日常需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统历”所产生的弊端和误差已逐步显现，更换更精确、科学的历法已势在必行。
16世纪，恰逢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为了在短时间内取得统治者的信任，传教士们率先瞄准了当时已落后于西方的天文学，为此，在这些人的辅助之下，明朝首部具有实质性科学理论依据的历书――《崇祯历书》得以问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还没等到明朝开始真正使用该部历书其国祚便到了尽头。
公元1644年（顺治元年），满清入主中原。次年，《崇祯历法》在汤若望等人的举荐下有幸在清代得以重新启用，是为《时宪历》（统称为“农历”）。《时宪历》的颁布，昭示着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历法改革得到了阶段性成功，与此同时，由于该历法受到以杨光先等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也预示着一场中西“历法之争”即将爆发。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杨光先以一篇慷慨激昂的《摘谬论》拉开了清初“历法之争”的帷幕，随后，又著《辟邪论》和《正国体呈稿》二文加以谴责汤若望。杨的目的很简单，便是要以这种方式让统治者对以汤若望为首的传教士们进行打击并拒绝西洋新法，改用陈年旧历。熟悉清初历史的读者应该很清楚，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顺治帝与传教士汤若望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甚至还一度称汤若望为玛法（“爷爷”的意思）并给予其各种特权。事实证明，此举不仅为汤若望传教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也为继汤若望之后的西洋传教士在中国实施劝化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这一时期的杨光先是断然动不了汤若望的。
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年仅24岁的顺治帝不幸染疾驾崩。顺治帝的去世，使汤若望在政治上彻底失去了靠山，而四大辅政大臣又多是专权、保守之主，这一政治氛围对于汤若望及其传教工作而言无疑是不利的。果不其然，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杨光先在辅臣鳌拜和苏克沙哈的支持下再度上书《摘谬十论》、《选择议》等文攻击汤若望及其西洋历法。最终经户、吏两部会审，汤若望被罢去钦天监“监正”一职，拟定死罪。（后来由于孝庄太后的极力干预，汤若望获释出狱，不久病死于教堂）
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杨光先顺利荣升钦天监“监正”一职。
在杨光先担任“监正”期间，钦天监内部精通西洋历法的官员基本被其剪除殆尽，清朝再度恢复为年久失修的“大统历”。关于杨光先本人，笔者有幸查到了关于他生前所讲的一段话：
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天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积薪之下，而祸发之无日也。
康熙八年（关于1667），在鳌拜及其党羽势力瓦解之后“杨光先时代”的钦天监也随之终结。在多次公开验证西洋历法精密程度远高于“回回历”和“大统历”之后，康熙帝将杨光先撤出钦天监，改由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担任钦天监“监正”一职，并为汤若望平反昭雪。
至此，清初时期的“历法之争”得以谢幕，西洋历法凭其精确性和科学性成功“脱颖而出”。
新旧历法：相较于科学属性，统治者更看重其政治属性首先，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是从两种历法的科学性还是精确性来讲，西洋历法比先前中国所采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都要略胜一筹，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既然如此，统治者若想要确定其中一种历法作为本国历法的话只需如康熙帝一般将二者进行公开验证便可，这道程序对于统治者而言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但为何在康熙帝以前没人做公开性的验证呢？显然，这里边必有蹊跷。
我们暂且先回到文章前面所讲的这样一个情节：《时宪历》的成功颁布。
从表面上看，清廷之所以颁布《时宪历》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改变当时“大统历”和“回回历”等陈年旧历误差过大的不良局面。然而，结合当时的局势分析也不难发现，此刻正处于明清易代之际，而新历法的颁布便昭示着“正朔”已重新确定，清朝入主中原实属上天注定，名正言顺。说白了，汤若望的建议看似是帮助清朝确立一种科学且精确的新历法，实际上此举仅仅只是恰好符合当时清朝统治者的政治需求，故而能先后受到多尔衮、顺治帝的种种优待。
最后，我们再将目光聚焦到杨光先这么一个小人物的身上。纵观清代“历法之争”的整个过程，不可否认此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作为一个小人物的他又是如何能够在错综复杂的清廷内部当中掀起一段大浪呢？有不少人认为此人背后有幕后指使者，但对于这一观点笔者不敢苟同。首先，作为一个典型的保守派，杨光先认为历法的传统历理是要远大于其历数（准确性、科学性）的，史料记载如下：
杨光先：从来治历，以数推之，以象测之，以漏考之，以气验之。盖推算者，主数而不主象，恐推算与天象不合。
客观而论，杨光先的这一想法在当时是更符合那些执拗于满清旧思想的当权者的，如专政时期的鳌拜及其党羽，这也正是杨光先在顺治帝当权期间没能扳倒汤若望而在顺治帝去世后将汤若望一扳便倒的一大重要原因。因此，杨光先仅仅只是清朝初期众多保守派当中的一个缩影，进一步讲就算没有杨光先催化这场“历法之争”，也会有其他刘光先、赵光先等人加以代替。
结语：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明清时期历法的科学性和精确性实际上并不是作为国家历法的唯一标准，对于统治者而言，其政治属性从某种程度上是要远大于科学属性的，正如我国史学家陈占山老师所说的那样：“在明末清初，历法不仅仅是一门科学，还扮演着更重要的政治角色，那就是知晓天命信息的最直接手段”。
文章的最后，再容笔者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明末清初的这场“历法之争”就好比是一场科学与“神学”之间的较量，最终科学既输给了“神学”，又赢得了“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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